我以为在国外学习新闻学机会更多现在不那么肯

  我以为在国外学习新闻学机会更多现在不那么肯定了【无评论】所以我开始找工作。大学的就业指导顾问要求我把封面上的国籍去掉,这样就能避免申请看都不看就被扔掉,对此我感到很惊讶。我想知道招聘人员看到我的名字会怎么想。后来,我才知道就业指导顾问也是这样建议另一个华人学生的,这位华人学生是美国永久居民,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美国名字,希望对就业有帮助。

  刚毕业不久,我就回到了中国,在一家国际新闻机构北京分社工作。开始做新闻助理,这是中国人在外国新闻机构最普通的岗位,我们通常被称为“中国秘书”或“中秘”。当然我进完全能胜任秘书工作;我还可以和同事一起报道、写稿和创作,我很喜欢和他们一起工作,也很尊重他们。我热爱这份工作,也努力工作,不过这份工作也让我感到十分沮丧。可是因为我的中国公民身份,工作中经常面对很多压力、不必要的麻烦、失望,甚至恐惧。

  这让人非常沮丧。时间一点点的流逝,我的心一直地悬着。晚上,我经常梦见收到了工作邀请,奇怪的是从来没有梦到过拒绝信,更奇怪的是,还梦到了美联储短期利率。一到周末我就坐立不安,根本无法安安静静地待在我租房的哈莱姆区,我会跑到附近的面包店去吃他们那巨大的黑巧克力饼干,可是我其实不喜欢吃饼干。

  在西方国家接受过教育的中国学生很难在国内从事新闻工作。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媒体环境最严格的国家之一,我在美国学到的新闻技巧和职业道德对国内媒体工作没有什么帮助。由于不断加强的审查制度,记者几乎不可能在政府设定的日益狭窄的范围内挖掘出关键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我内心的愤世嫉俗看法认为,那些离开新闻行业,进入金融、数据分析或其他领域的人也许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可是我内心有希望未来有一天能够报道中国的新闻,希望未来几年,中国记者能够有效而专业地报道自己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国际新闻,就像我们西方同行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那样。未来的时间里,中国有很多话向世界诉说,而这正需要我们的报道。

  我每天都在提醒自己,在这个我国家我是名外国人,很多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工作机会也很有限。但是我必须为选择负责。我也尽量不给人留下爱发牢骚的印象,因为我明白,成千上万的国外记者也经历过类似的挫折和精疲力尽。我也不会特殊。

  我对北京19个月的新闻助理的生涯充满感激,这份工作让我更加专业,同时我也做出了一些让值得骄傲的成绩。然而,作为一名天真的中国学生,我没想到的是,外国媒体对中国公民的限制,以及我遇到的外国媒体的层级制度以及公开地和微妙的歧视。我们外出报道,就有人指着我说“那个小中国翻译”(这确实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或者说我是外国人的“走狗”。与我们国外同事相比,我们这些中国新闻助理在工资和福利待遇上不一样。根据中国的规定,如果想在国外媒体工作,就要在外交部的下属机构北京外交使团服务局登记,技术上来说,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雇主。后来我才了解到,对于外国媒体来说,我们都是“临时工”。在纸面上,我们既不会被归类为记者,也不会被归类为公司正式员工。

  他们将面对政府安全部门的巨大压力。莫迪尔硕士班的学生只有17%来自中国。我对这所学校并不了解。但是真正让我思考是否继续待下去的是,可能会导致牢狱之灾。虽然学校周围都是玉米地,我怕这会影响我的家庭。新闻专业并不受中国留学生以及其他国际学生的欢迎。尽管与大量涌入美国来学习商业或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四大学科相比人数,而且希望通过专业帮我提高英语水平。对政府的敏感和对负面报道会的担忧,如若不然,来美国学习新闻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正在上升,我可能也就泰然处之了。

  如今我在一家个人理财刊物工作,我既用不上我的多元文化背景,也用不上我的双语能力。每天我都经历着自我怀疑的恐惧,但是讲述人类和金融复杂性的故事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让我能幸存下来。我也非常珍惜可以自由地报道与祖国关系不大的问题。与我的主题保持更、一点的距离,可以让我全面的观察问题,不像我在中国从内到外的报道那样。作为记者,超然的态度给了我更多的空间去思考和修补。

  我作为一名外国女性,如果只有这一个问题,但是我一点也不介意,他们也会选择匿名。最坏的情况,即便他们在工作中的贡献最大,在我的印象里,学习新闻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微不足道,我之所以选择新闻专业是因为我对美国社会和文化感到好奇,但是学习新闻的留学生数量总体上是上升的。因为这样能省点学费。石英财经网最近的一篇文章就提到了这种情况:外国新闻机构的中国员工大都不愿意透露姓名,我是爱荷华大学的新闻专业本科毕业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留学生之一。处于这家大公司的最底层。我本科是爱荷华大学的新闻专业。来之前我只听说过这里有著名的作家工作室。

  因此,在新闻学院,工作是个敏感话题,这是可以理解的。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工作前景感到焦虑,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签证审查感到担忧。新闻学院有学生安置办公室,但是对于国际学生的就业,他们给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毕竟国际学生还是少数,而且在新闻行业找份工作,对谁来说都不容易。

  事实上,2017年,该机构就要求提供更多“申请材料证据”(RFEs),给H-1B签证的申请者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路透社援引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的数据称,在2017年1月至2017年8月期间,向H-1B签证申请者发放的“申请材料证据”比2016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5%。

  在传统媒体领域,我被雇佣的几率比美国同行要小得多,所以我尽可能得申请数字新闻机构。那年夏天,我参加了大量的面试,焦急地等待着关于签证身份的终极问题。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自信地说出我确实需要签证担保。

  最后,我自己释然了:如果我想实用,只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那我应该去学工程学或精算科学。但是我决定尝试一些更困难的事情,而现在我对失败的恐惧激励我去探索未知的世界,用我自己的语言去报道和写作异国他乡的故事。

  这种一切都是临时的,这种临时的状态持续了好几年,其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工作、公寓和未来。我们老板同意为我的H-1B签证提供担保,现在我在等待确认我是否能获得H-1B签证,这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的那种状态。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不知道六个月后将会在哪里。

  可是在大西洋彼岸,任何国家的人要想在美国找到一份工作都不是件轻松的事,对于中国记者来说更是遥之莫及: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沟通障碍、对文化线索、社会问题和政治事务的不熟悉,无法适应的思维方式等等。

  意识到这些结构性问题和由此产生的挫败感,扼杀了我的工作动力,激发了我换工作的想法。所以我决定离开中国,到莫迪尔新闻学院深造。和大学时候不同,那时我总是尝试进行新闻报道,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专业,现在我知道我享受这份工作和这个专业带来的挑战。我想做好新闻这件事。我知道很多中国记者朋友都离开了这个领域去做其他工作了。但我想,在莫迪尔学院,我至少有一年的时间,以平和的心态去学习和继续报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最后,我发现我在外国媒体系统,根本就没有上升的空间,我一直都是“助理”的角色。我还担心,随着中国公民社会持续恶化,这项工作会变得更加危险。尽管我知道,我的中国公民身份已经把我排除在美国新闻媒体系统之外,但我还是决定回到美国,攻读新闻专业的研究生。

  在莫迪尔的一年,是我这些年成年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我无意中发现了商业新闻,并迷上了钱这个话题,我对这个话题没有感到无聊,没有感到不屑。我做了一些我认为擅长的视频工作,但是从来都没有机会尝试我之前做过报道工作。直到研究生的最后三个月,我才开始担心现实世界,那就是找工作。

  但是申请大学时,毕竟,我只是希望不要选择沿海地区的私立学校。

  在这折磨人的时刻,我感觉每扇门都把我关在了外面,爱荷华州的那位中国留学生的厉声音又开始困扰我。我怀疑我的写作能力,语言能力,以及对这个国家的了解,甚至怀疑是否有能力做一名外国记者。我想知道我对新闻报道事业的追求是不是很蠢。毕竟,我可以像许多其他国际学生一样把中心转移到视频上。更糟糕的是,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感觉我没有什么可疑依靠的,我的双语能力、多元文化背景,以及我最自豪的我的视角,好像都派不上用场了。

  尽管中国留学生在美学习新闻的具体数据尚未公布,但是根据国际教育协会2016-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有21,913名国际学生在美国学习新闻和传媒专业。尽管这只占国际学生的2%,但这个这个数字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多。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是美国大学和学院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尽管在美国学习新闻专业的学生要成为记者面临着诸多障碍,但据我观察,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在报名这个专业。

  传统观点认为,在第一次面试中,国际学生不要提签证担保这种终极问题;而是应该等面试官问。但在一些明显双方不合适的的面试中,我宁愿直截了当地问公司是否会为我提供工作签证自愿。荒谬的是浪费这些机会,我却感受到了我的命运我做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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